Chenta’s view

星期四, 5月 22, 2008 9:40 上午 by Chenta 分类：媒体 Media
  • 其实这次抵制家乐福事件暴露的最大问题就是以前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败。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爱国，机械、教条的爱国式教育让孩子们很反感。爱国是一个多么简单的行为啊，其实根本不用教，如果爱国还需要教才会的话，那就是有问题了。问题是，教的不会教，学的不会学。爱国主义是一种氛围，它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美国人做得不错，不管什么烂电影，里面都有星条旗，人家那才叫主旋律呢。我们一直把爱国主义当成教化。我真没见过这么爱国的。
    不单单是政治立场出现分歧的问题，而是价值观出现集中冲突的体现。那些在MSN上面点亮红心的人们，未必就是个政治观点明确的人，甚至他们根本不懂政治。相反，使用MSN的人，恰恰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人，所谓“两手准备”，我的意思是：这些人都是接受中国式教育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代，涵盖50年代到 90年代这50年出生的中国人。他们不单单懂得爱国，也懂得“卖国”。在东西文化交融下长大的中国人，不管是爱国还是“卖国”都充满了激情。换句话说，这种貌似政治立场的体现很多时候更像是功利主义的体现，政治正确和排队正确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的体位如何，自己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 王小峰 
  • 这是一个无权看CNN的国家，这却是一个有权抵制CNN的国家。 —韩寒
  • 从乔希・维茨金自述中体会到的学习艺术，首先是如何对抗分心、对抗外界的干扰以及把这些干扰转变为正面因素。在国际比赛中，选手们无法期望安静的环境，他们必须找到应对噪声和外界干扰的办法。这个方法的关键词就是体育心理学家们所说的“软区域”。如果你在做需要专注的工作，但外界的干扰噪声不断，你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用手捂住耳朵，整个身体紧绷起来，想阻止自己分心，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硬区域’”。第二种则是“软区域”，“你平静接受眼前的事，将生命中的每一圈涟漪都融入自己创新思维过程中去。”乔希・维茨金比喻说，在硬区域，“你就像一段干树枝，非常脆，随时都会在压力下爆裂。”而在软区域， “就像柔韧的草叶，在劲风中左右摇摆，以顽强的生命力幸存下来。”软区域的概念实际上影响他的人生，他“一直致力于去接受变化，而不是去与之抗衡。”
    国际象棋是对抗的艺术，当乔希・维茨金学习太极和推手时，他立刻发现了另一个跟他的本质更接近的学习艺术：以退为进或说 “不抵抗”。从练习太极拳转到练习二人对抗的太极推手时，维茨金体会到，“对推手学生来说最具挑战性的飞跃之一就是要充分释放自己的自尊心，允许自己东倒西歪，从而学习如何不做抵抗。以退为进就是让自己被推来推去而不去使用那些旧习惯――让自己的身体再不知道如何做而想要变得紧绷时，能够保持柔软并且善于接纳。
    乔希・维茨金的学习艺术的另一个关键词是 “划小圈”。所谓 “划小圈”，是指“有效地压缩技能的外在表现同时又仅仅围绕技能的内在实质。一段时间之后，广度就会慢慢缩小而力量则会逐渐增加。
    与“划小圈”相关的是“让时间慢下来”。让时间慢下来，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少量关键信息上。维茨金的方法不是叫我们忽视信息，而是“通过把周围的信息转变成非意识的统一数据”，这其中的核心依然是不断练习，内化技能，让我们能同时看到更多画面，从而感觉时间好像慢下来。 —《维茨金的学习艺术》 by 方军
  • 是不是每家公司都有一个“神”？“神”是他自己创造的还是被众人塑造的？有多少人是真信神，抑或大多数只是表面上或可以利用时信“神”？
    “神”（God）和领导者（Leader）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被神话。“神”与精神领袖也不同，差别在于精神领袖通常不直接掌握权力。
    卡莱尔认为，每一个伟大的组织都是“某个伟人拉长的影子”，而托尔斯泰则认为，我们都是“历史的奴隶”，我们被历史以及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所支配。
    在公司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真信“神“的人，恐怕都是相信卡莱尔说的，组织是某个人拉长的影子。
    公司规模一大，家长很容易就变成了神。 —《公司里的“神”（God）》 by 方军
  • After a months-long standoff, Microsoft (MSFT) has abandoned its bid for Yahoo (YHOO).  更多的新闻
  • 人要能够和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交往，尤其是比自己能力强的人交往。的确，人是否善于与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是反映这个人个性是否成熟的标志。对比你强的人主动寻求帮助，成为人际关系的一个突破口。尤其是强势的人一般不会主动开口予以帮助，他也不能肯定每个遇到的人是否有他值得帮助的价值，何况面对一个他不了解的人。主动寻求帮助，说出你的问题，尤其是你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助于让他更了解你。第一，问题可以不复杂，但别愚蠢；第二，问题永远要对方做选择题，别让对方做问答题。第三，展示询问的诚意并给于反馈。 —《如何与比自己强的人交往》《你的交际力能否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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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理解年轻人的热血。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我的血已经变冷了。我内心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道德困境。当事情出现时，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却没有想到前往第一线；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冲动。甚至偶尔，我还会有点怀疑人们立刻表现出的众志成城的决心，或是那种爱心。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太善于重复那些政治正确的话、太容易被自己感动。我记得4个月前的雪灾，人们表现出一种同样强烈的悲情感。但是在悲情之后呢？那些被唤出的同情心、关爱与责任，没有转化成一种持续的建设性力量，那种空前的社会团结与公共热忱，也没有转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庆祝的声音压倒了所有反省的可能。
    因为24小时的新闻台、互联网和每个城市的报纸，中国可以轻易形成一种国家情绪。于是，一种新的传播与表达模式形成了。灾难到来了，它迅速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公众压力，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通过这些态度的表达过程，人们认为自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所有的新闻事件，都有成为娱乐新闻的倾向。即使，那些严肃的情感，也经常被消解。
    当处于灾难之中时，人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应该对政府的反应做出质疑，而当灾难结束时，人们则又忘记去质疑，很有可能，一个新的兴奋点再次出现，人们又再加入表态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泛滥、记忆短暂的年代。《扬子晚报》的那篇评论的标题代表了此刻的普遍情绪：请把镜头对准灾民请把反思放在抗灾之后。但是，我相信，之后，我们很难再反思。要么，你看看关于2月雪灾，关于3月的西藏，关于4月的火炬传递和民族主义，我们做出了何种反思？ —《灾难、遗忘与不朽》
  • 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的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的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于、或经常忘记了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by 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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